南宋有个集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艺术等于一身，博经史百家之学，通医掛星算之术的大学者。他笔耕60年，著书极多，其中，《容斋随笔》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书，《夷坚志》是我国最大的一部文言小说集。他的书中涉及的医药故事，录下来，可做临床用。这个人叫洪迈（1123——1202年），是鄱阳人。
门出官宦世家
洪迈出身于鄱阳县一个官宦世家。他的父亲洪皓、哥哥洪适和洪遵，都是著名学者和名臣。
洪迈的祖上原居婺源，唐末避乱，迁至饶州乐平县。自他上溯第四代曾祖父叫洪士良，又迁居鄱阳县。他的祖父洪彦暹是宋神宗元丰八年的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正月，金兵挥戈南下，气势咄咄逼人。他的父亲洪皓极力反对朝廷南迁，支持李纲、宗泽等人的抗金斗争，进谏宋高宗赵构迁都建康。同年五月，洪皓被命为大金通问使，连升五级，任礼部尚书，出使金都，身陷金国15余年，其中被浪放黑龙江漠河10年。漠河，4月草始生，8月即降雪，洪皓布衣素食，矢志不移，忠贞不屈，作诗千首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，全节而归，因此被誉为“宋之苏武”，广为后人传颂。洪皓一生著书有《淞漠纪闻》、《帝王通要》、《姓氏指南》、《波阳集》等50多部。
他的大哥洪适，官至宰相，金石家、诗人，擅长用兵理财。当洪皓出使金国的时候，洪适只有13岁，不仅把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带着两个弟弟——洪遵、洪迈苦心钻研学问，成就了“三洪文名满天下”。当骠悍的金骑南侵时，中原人民纷纷组织义军，配合官兵作战。可当时朝廷却把义军当作“土匪”，洪适及时向朝廷指出各地义军是主要的抗金力量。当金主完颜亮死后，洪适就向高宗建议，金兵虽然一时占据了很多地方，但是真心投顺金人的是极少数，应该秘密告诉中原的义士，趁完颜亮刚死，分区反攻，克服的州县，都让义军自行控制，政府军加紧操练，广积粮草，和义军相呼应，等各地义军和官军云集，就可以大举反攻了。洪适的著作也很多，有《盘州集》、《五代登科记》等，其中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说：“宋洪适撰《隶释》27卷，前19卷以所藏汉碑百八十九，皆录其全文，于假借通用之字，并一一疏通证明。其中有关史事者，亦一一辨订异同，于宋学史学均为有补。”
他的二哥洪遵，官至吏部尚书，钱币学家和医学家。洪遵博通文史，通晓翰苑实故，好藏金石、钱币，能诗善文，既明医方，又是游艺能手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专家学者，所作《泉志》是我国现存最古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钱币学专著，《洪氏集验方》是医籍经典，《订正史记真本凡例》、《翰苑群书》和《谱双》等书在文学艺术界都有着广泛影响。
为官勤政为民
绍兴十五年（1145年），洪迈中进士后，先后知饶州、知赣州、知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、知建宁（今福建建瓯）、秘书省校书郎、吏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、焕章阁学士、端明殿学士等。他为官，无论是地方还是朝廷，都务实勤政。
淳熙十一年（1184），洪迈知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。在婺州大兴水利，共修公私塘堰及湖泊837处。后孝宗召对，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，严屯兵，立游桩，益戍卒，并应补充水军，加强守备，得到孝宗嘉许，并委任他督办此事。他到淮东，常常亲自参加修城池。
洪迈在赣州主政的几件事，可以说明他的勤政为民。
《宋史》列传云，“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（洪迈）知赣州，起学宫，造浮梁，士民安之。”洪迈一到赣州，即修建学堂和浮桥，推行一系列安民措施。洪迈修建的浮桥，叫东河桥。据《嘉靖赣州府志》记载：“河皆深广，济者艰焉。”赣州每年都有洪水，东河河岸阔，水流急，在这里架桥艰巨，可洪迈以过人的胆略，于乾道六年至九年任职期间完成了这项巨大工程。东河浮桥共用船只100条，桥总长429.5米，桥面宽3.5米，是赣州城市建设史上的壮举。经历代多次修葺，保存到今天，仍然是赣州城市的重要交通线，是赣州宋代古城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旅游亮点。
洪迈认为做地方官要关心民事，不能等待上面的命令来了才去做。比如他认为旱涝之事，各郡县各有不同气候，不能按上命一概而论。他说：“为守为令，能以民事介心，必自知以时祷祈，不待上命也。”
洪迈治赣州的最后一年，赣州和吉安连降暴雨。赣州，由于储备了很多沙包，做好了充分的防洪准备，安然无事。而吉安却洪涝成灾，更可笑的是，吉安还按朝廷的指示，设坛求雨。此事，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记道：“乾道九年（1173年）秋，赣、吉连雨暴涨。予守赣，方多备土囊，雍诸城门，以杜水入，凡二日乃退。而台符令祷雨，予格之不下，但据实报之。已而闻吉州于小厅设祈晴道场，大厅祈雨。问其故，郡守曰：‘请霁者，本郡以滛潦为灾，而请雨者，朝旨也。’其不知变如此……”洪迈还讲了一则笑话：“两商人入神庙，其一陆行欲晴，许赛以猪头，其一水行欲雨，许赛羊头。神顾小鬼言：‘晴乾吃猪头，雨落吃羊头，有何不可。’”他认为祈祷也是“幽冥之下，将何所据凭哉。”而且他还引用了苏东坡的一首诗句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：“耕田欲雨刈欲晴，去得顺风来者怨。若使人人祷辄遂，造物应须日千变。”可见，洪迈为官，不尽勤政，而且因地因时制宜，事实求是办事。
司马光做宰相时，在会客厅上贴了一封公开信。这信公开信说，来访诸君，若涉及政事有忠言，请以奏牍上朝廷，然后司马光参加商议办理；若对司马光本人过失有意见，请将书面意见留下让我自己反省改正；若有关职务调动和刑事民事案件处理的意见，请写出报告（进状）以便公议，到私宅访问，请不要提及。洪迈十分欣赏司马光这种官风，所以特地抄记下司马光这封类似座右铭的公开信，张贴在州衙内会客厅里。乾道九年（1173年），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出镇广州时经过赣州，看到曾祖父的这封公开信，对洪迈赞赏不已。
《宋史》列传中还记载了洪迈在知赣州任上，整肃郡兵和移粟济邻郡两件事。洪迈作为赣州的最高长官，办事求实，勤政为民，作风清正，顾全大局。
使金荣辱之争
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春，金世宗完颜雍遣高忠建到杭州议和。经过朝廷大臣一番激烈争执，力主抗战的左相陈康伯（弋阳人）驳斥了金国要宋廷行臣子之礼的谬论。随后，朝廷欲遣使赴金送国书，洪迈慨然请行。
洪迈到了金国，金世宗见到南宋国书不称臣，且用辞不逊，先令洪迈更改，洪迈不从；后又命他朝见时行臣礼，洪迈也坚执不从。结果，洪迈被金人反锁在使馆中，“不给水浆”达三日。
有人说洪迈使金辱国。关于洪迈出使金国,南宋还有人专门写了一首《南乡子•绍兴太学生》的词讽刺他：“洪迈被拘留，稽首垂哀告敌仇。一日忍饥犹不耐，堪羞！苏武争禁十九秋! 厥父既无谋，厥子安能解国忧？万里归来夸舌辩，村牛！好摆头时便摆头。”此词描写洪迈出使后屈服于金人的关押，并拿苏武做对比；而洪迈的父亲洪皓，同样被关押，也无谋。说洪迈万里归来，不为自己的丑行感到“堪羞”自愧，反而在南宋吏民面前摇头晃脑，趾高气扬，夸说自己在金国如何能言善辩。作者骂他“村牛”,即蠢货的意思。
有人指出《南乡子》所道不真实，为南宋当朝与洪迈持不同政见者之作，属恶意。洪迈的父亲被誉为“宋之苏武”，广为后人传颂。作为儿子，洪迈应该不会做出辱国的事情来。
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初，迈慨然请行。于是假翰林学士，充贺登位使，欲令金称兄弟敌国而归河南地。夏四月戍子，迈辞行，书用敌国礼，高宗亲赐迈等曰：‘祖宗陵寝，隔阔三十年，不得以时洒扫祭祀，心实痛之。若彼能河南地见归，必欲居尊如故，正复屈已，亦何所惜。’迈奏言：‘山东之兵未解，则两国之好不成。’至燕，金阁门见国书，呼曰：‘不如式。’抑令使人于表中改称陪臣二字，朝见之仪必欲用旧礼。迈初执不可，既而金锁使馆，自旦及暮水浆不通，三日乃得见。金人语极不逊，大都督怀忠议欲质留，左丞相张浩持不可，乃遣还。七月，迈回朝，则孝宗已即位矣，殿中侍御史张震以迈金辱命，论罢之。明年，起知泉州。”
有很多记载都说，洪迈当时出使金都，全可以按照高宗的手诏行事，屈膝称臣以讨得金人欢心。然而，他就是没有屈服，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。
洪迈年仅7岁时，随大哥从鄱阳到杭州的路途中，在开化一带的一处岩壁看到一首诗：“一点清油污白衣，斑斑驳驳使人疑。纵使洗遍千江水，争似当初不污时。”读后，他大为感慨，对兄长说，此为好诗，他日效之。可见他自少年时，便性格高洁，不同凡俗。
父亲洪皓出使金国，被扣十五年，当朝皇帝都称赞他“虽苏武，不能过也”。可回国后，洪皓却被秦桧以辱国罪名迫害致死。洪迈回朝后，殿中御史张震弹劾他“使金辱命”，论罢之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有人恶意攻之，不足为怪。“明年，起知泉州。”这说明，第二年，朝廷又为洪迈评了反，重新起用。
读书著书勤勉
父亲洪皓出使金时，洪迈年仅7岁，跟随兄长洪适、洪遵读书。《宋史》称洪迈“幼读书日数千言，过目辄不忘，博极载籍，虽稗官虞初，释老傍行，靡不涉猎。”
作为一个勤奋博学的士大夫，洪迈一生涉猎了大量的书籍，并养成了作笔记的习惯。读书之际，每有心得，便随手记下来，集40余年，形成了《容斋随笔》74卷。
积40多年的时间写出一部巨著，应该说是不多见的。之所以历时长久，这是读书笔记这一体例性质所决定的。显然，必须费时读千百部书，才能集腋成裘。可见，洪迈一生读书破万卷。
洪迈学识博洽，熟悉典故，一生著述极为繁富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的就有《野处类稿》2卷、《史记法语》8卷、《经子法语》24卷、《南朝史精语》10卷、《夷坚志》420卷、《万首唐人绝句》90卷、《容斋随笔》16卷、《续笔》16卷、《三笔》16卷、《四笔》16卷、《五笔》16卷等，共1219卷。《容斋随笔》和《夷坚志》是洪迈的代表作，最能说明他读书著书勤勉。
洪迈其人其书，正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所说：“洪迈幼而强论，博极群书……迈在朝政敢于谠言，又广见洽闻，多所著述，考订辨证，并越常流。”
《容斋随笔》
《容斋随笔》，是洪迈关于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艺术等方面的读书札记集，分随笔、续笔、三笔、四笔、五笔。这部读书札记，洪迈用了40年写成，后人评之：“随记纪录”，“无复诠次”，“辩证考据，每多创见，内容广泛，涉及到群经诸子，诗词文翰，医卜星历，以及宋代的朝章官制，无不备录，或加以辩证，或予以评论，莫不犁然有当，令人为之首肯”。
《容斋随笔》以考证、议论、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，内容涉及极为广泛，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，更有历朝历代的历史事实、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，以资料丰富、格调高雅、议论精彩、考证确切等特点，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之上，历来为人们所推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推之为南宋笔记散文之冠——“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。”毛泽东晚年尤爱此书，常将此书放于枕边，随看随批。1976年9月8日，毛泽东在逝世前还读了7分钟。可见，一代伟人对洪迈的推崇。
洪迈因读书极多，熟悉宋代及宋前三代的历史掌故，所载历代史实，都精审而记之。《容斋随笔》中考证汉唐以来的历史名实、政治经济制度，都很精确。洪迈还在书中记叙了杜甫、李白、柳宗元、苏东坡等历史人物的轶事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，间加评论，很有见解。后人曾将其中有关论诗和论四六骈文的资料辑录为《容斋诗话》16卷、《容斋四六丛谈》1卷。
读这部书，就象是在书林中穿行，在文海中畅游，在史坛上俯瞰，在政界中视察。明代河南巡抚、监察御史李瀚在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读此书时给予了很高评价：“此书可以劝人为善，可以戒人为恶；可以使人欣喜，可以使人惊愕；可以增广见闻，可以澄清谬误；可以消除怀疑，明确事理；对于世俗教化颇有裨益！”
《容斋随笔》的最初雕版印刷，是洪迈逝世后不久在赣州刊印的。这是赣州文化史上一件大事。
《容斋随笔》在赣州首刻，不是偶然的。其一，乾道间洪迈任赣州知州事，办事果断，有建树，明代学者宋濂在论及旅赣名宦时，将他和苏轼、辛弃疾、刘安世、文天祥并提。其二，洪迈主政赣州时，赣州是全国刻书业最发达的地区，据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证：“北部的隆兴（今南昌），西部的抚州和南端的赣州是江南路发展较早的三个雕印地点。”当时，赣州从事雕版印刷的有中央的、地方官府的、寺院的、私家书坊的，其雕版数量多，技艺高，印本流传范围广，不仅是空前的，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。赣州的雕版印刷业，标志着南宋印刷业全面发展。
《夷坚志》
《夷坚志》是一部笔记体志怪集，420卷。洪迈广览博闻，杂采古今奇闻琐事，撰作此书。据洪迈自己在《夷坚志•支甲序》中说，此书之成，“盖始末凡五十二年”。他活到八十岁，可见他大半辈子精力都花在这部巨著中。他取材繁杂，凡梦幻杂艺、冤对报应、仙鬼神怪、医卜妖巫、忠臣孝子、释道淫祀、贪谋诈骗、诗词杂著、风俗习尚等，无不收录，大多神奇诡异，虚诞荒幻。其中，有不少轶闻、掌故、民俗、医药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。
《夷坚志》书名出自《列子•汤问》。《列子•汤问》说：《山海经》为“大禹行而见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。”这大意是说《山海经》中的故事是大禹看到的，伯益取的名，夷坚听说后记载下来了。可见，洪迈是以夷坚自谓，将其书比作《山海经》。全书原分初志、支志、三志、四志，每志按甲、乙、丙、丁顺序编次。著成甲至癸200卷；支甲至支癸、三甲至三癸各100卷；四甲、四乙各10卷。《夷坚志》之繁浩，为后人叹为观止。
《夷坚志》是洪迈所经历的宋代社会生活、宗教文化、伦理道德、民情风俗的一面镜子，为后世提供了宋代社会丰富的历史资料。从小说发展史上看，《夷坚志》又是宋代志怪小说发展到顶峰的产物，是自《搜神记》以来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据《醉翁谈录》记载，当时的“说话”艺人中，“《夷坚志》无有不览”。明清小说，有很多取材于其中，仅凌濛初的“二拍”、“正话”、“入话”中出于《夷坚志》的，就有30多篇。
洪迈说：“《夷坚》诸志，皆得之传闻，苟以其说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”(庆元二年《夷坚支志丁集序》)。可见洪迈凡闻见所及，无不搜求笔录。举几个例子。
《丁志》第十一卷《王从事妻》，记述一个叫王从事的人，他的妻子在临安被人拐去。五年后，王为衢州教授时，意外地与妻相遇，才知其妻被人以30万钱买作侧室，可见绍兴初年南宋临安的社会情况。
《丙志》第十三卷《蓝姐》，记绍兴十二年京东人王知军的婢女蓝姐有胆有识，当群盗入家抢劫时，她持烛引盗自取各物，暗中却从背后将烛油点污群盗穿的白布袍。后报官按迹搜捕,竟无一人漏网。
洪迈所记文人轶事，诗词歌赋，杂谈药饵，地方风俗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学识才华，令人佩服。他所记的药饵，医学杂谈，都可临床用。所记鬼神志怪，有的是寓言，有的是劝诫。他是不信有什么鬼神的，谈的是鬼实则骂人。他说愚者自愿受骗，把泥塑木雕的都当作鬼神来顶礼膜拜。
洪迈在《金四执鬼》写道：“福州城南禊游堂下有公莲池数十亩，民金四榷其利。其居在南召，去池七里，虑有盗，每夕辄往巡逻。尝遇一人行支径中，诘之，曰：‘我以事他适，偶夜归耳。’时已三鼓，金素有胆，视其举措不类人，又非人所常行路，乃将谓之曰：‘我家在江南，偶饮酒多，觉醉不可归，欲与汝相负。汝先自此负我至沙门，我乃负汝至马铺，汝复负我过浮桥。’其人欣然如所约而去。至马铺欲下，金执之甚急，连声呼家人烛火来视，已化为一老鹞，乃缚而焚之。
这是洪迈50多岁在福州做官时写的。他所写的地点路线，现在一一核对，大抵不差。洪迈照实笔录,为研究宋代社会生活,保存了不少可贵资料。因此《夷坚志》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巨作。
虽然书中记载的多是一些怪怪奇奇的事，但《夷坚志》客观上也保存了江南各地的许多民俗。对此加以仔细考察、分析，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民众的信仰心理和生活面貌，从而把握江南民俗的历史演变情况。
洪迈笔下的中医药文化
洪迈笔下有关医药卫生的经典摘论、史实记载、医家轶事，涉及到医学史、本草学、炮制学、方剂学、卫生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，是检索宋代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的珍本。
洪迈笔下的医家医药故事，既有上层名医的风采，也有草泽铃医的绝技，其所治疾病的医案，包括内、外、妇、儿、针灸、骨伤等专科，可补医学史的缺略。
宋代朝廷很重视医药学对生产力和社会民生的保障作用，翰林院集聚了大批的医学人才。设立了“校正医书局”、“官药局”等专门机构，修订、出版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方药书。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前后始终留意医药学，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从民间医生、僧人和道士中擢用医术精良者为医官，充实到翰林医官院。这都在《容斋随笔》中作了记录。《容斋随笔•三笔》中记载：宋神宗时，医官的人数只有4名，至徽宗宣和年间，翰林医官已达170人。当时的医官名分为大夫、郎、和安大夫、平和大夫等。后世北方人多称医家为“大夫”，南方人习惯呼医生为“郎中”，其源出于此。
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中记录了当时诸多医家的针灸学的临床经验，如名医庞安时运用热熨和针刺，使难产的妇人母子平安，是古代中医急救的典型验案；大文学家苏轼患左手肿，庞安时一针即愈。医家杨道珍“尤工针灸”，市民余百三患鼻衄病情沉笃，更十数医治疗不效，杨道珍为其针刺两肩井间，针甫进而血即止。医家刘经络用火针治疗肺痈，针左右臂，病人遂咳吐脓血而瘥。
洪迈文集中所记载的医家，大多都身怀绝技，以临证时的确凿疗效为病人所称道。气功师周史卿为人布气疗疾，气到病除。许道人治一女患伤寒“暴亡”，别的医生都说脉已绝而不可治，可许道人诊为“寒厥”，掘坑装满炽炭，置患者于炭上，女患“遍体流汗”后渐渐复苏。道士詹永志坠马后，脚筋挛缩不能屈伸，朱道人告诉他用竹管穿绳后挂腰间，坐时则置于地上，举足搓滚之，“不两月，筋悉舒，与未坠时等”。医家张锐力排众议，以寒凉剂治疗孕妇的“伤寒阳证”。刘中山用建中汤治愈一僧人服食丹药所致的“头颈偏软”。儒医谢与权治杨惟忠“面部发赤如火”，朱、张二医用钟乳、附子，谢与权则用大黄、黄柏二味处方，否则断言病人将烦躁而死。但杨夫人滕氏认为杨公新纳而得疾，坚持用热药，果如谢与权所言而卒。洪迈所写的这些医案，都描述得有声有色，足可见中医辨证思维与临床疗效的密不可分，说明喜温补而恶寒泻乃病家的普遍的心态，而俗医却疏于辨证往往会贻误治疗。
《容斋随笔•茸附治疽漏》记述了一个叫时祖康的人患“心痔”，当胸数窍血液常流不止，以致形神困瘁,用《圣惠方》中的鹿茸和附子酒服，月余即痊愈。洪迈曾与多位医家讨论此案，皆认为痈疽之发，多为体内热毒蕴积而成，绝无用热药治疗之理。后又向熟识的医家郭晋卿请教,郭氏讲解了痈疽亦有积寒留舍，经血稽凝，久瘀内攻而发病的证型。因此，他在文中引用《黄帝内经》“陷脉为瘘，留连肉腠”的话，记录了这一病例的讨论，留给后世医家临证时参考。
唐代医家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中有《制虎方》，说闭气咒语，就可以避虎驱虎。洪迈读后质疑曰：“予谓人卒逢虎，魂魄惊怖，窜伏之不暇，岂能雍容步趋，仗咒语七字而脱邪?”难能可贵的是，洪迈的《夷坚志》中还有医林女医家的记载：张小娘子以擅治痈疽名噪一时；女按摩师武元照医术高超，为一痿痹患者治病时，“拂拂有气从足指中出，登时履地”，再现了医林中巾帼圣手的风采。
在洪迈的文集中，还可读到名医高尚的医德和庸医贪财好利的丑恶行径。扬州名医扬介曾断言一患背痈的病人不治必死，后经茅山道士治愈。杨介亲往茅山焚香设拜，自咎自己学之未至，可见一位医林大医的虚怀若谷。而时医徐楼台，治疗一痈疽患者，用纸捻点药插入疽孔中后，便开口讨价还价索要银两。因争执拖延，使病人脓血泉涌而毙命，其德行为医林所不齿。
《容斋随笔》中诸多的关于中医本草学说的章节，还保留了宋代以前本草文化的资料。《雷公炮炙论》一文中，洪迈节录了十八种单味药物治疗各种疾病的歌赋，并为之诠释注解。其中“头痛者，以硝石作末，纳鼻中；虚泻者，用五倍子捣碎，热水服之；心痛者，延胡索酒服之”等，至今临床仍不失为药简方效的验方。在《治药捷法》中，洪迈以详尽的笔墨介绍了中药香附、菟丝子、艾叶的简便快捷的炮制方法。如香附洗净炒焦后，投水中浸渍，晾之微燥，入捣臼中应手糜碎。艾叶柔软难以研末，若加入白茯苓三五片，即可碾为细末，这都是难得的中药炮制的经验之谈。《夷坚志》中还载录了许多单验方，如用冰片治疗伤寒舌不缩，桑叶焙干治盗汗，香附姜汁制后用于治乳痈等，都简便廉效。
《容斋随笔》等书探究医药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，显示了洪迈集文史医于一炉的深厚的素养。《伏龙肝》一文，对中药伏龙肝的药名做了多方的考证，从文字学、民俗学、药理学等方面一一阐释，令读者茅塞顿开。《糖霜谱》则从《本草》所载的“石蜜”说起，探源溯流，指出“糖霜”之名，唐以前无所见。唐太宗遣使自摩揭国 (古印度)舶来熬糖法，才始有“沙糖”的名称。文中还引用了苏东坡的诗“冰盘荐琥珀，何似糖霜美”作注脚。
元日饮屠苏酒，是唐宋时兴起的卫生保健习俗。《岁旦饮酒》一文中，洪迈考证了饮酒时，先从年龄小者起始的缘由，是因为小者得岁，先饮酒以贺之健康；老者失时，后饮酒以祝长寿。唐人亦有重阳节插茱萸、饮菊花酒的卫生保健习俗，以诗人王维的那句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最为著名。《诗中用茱萸字》一文中又摘录了唐代10位诗人的七言诗中的有关茱萸的诗句，这说明当时往头上插茱萸这一秋季防疫保健习俗的盛行，这是中国医药文化与民俗文化联姻的又一见证。
